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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现在进入编辑行业的门槛很低，大多数编辑入行时都是误打误撞进来的。说白了也就是一份与文字有关的工作，如果说怀抱着激情与梦想，那也不是关于出版的，可能是一种对文字的激情。大多数人对编辑的理解仅限于校对文字——这种误读是对的，对于编辑来说，校对是最基本的日常工作。就算是被誉为天才编辑的麦克斯·珀金斯也逃离不了这种日常校对工作，还有其他一些不用动脑的琐事。偶尔，他还会被叫去给某本园艺书修改语法错误，或者安排选编学生用的经典短篇小说集篇目。反正这些工作不需要什么创造性。

　　但三联书店的总编李昕在他的《做书》中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编辑行业的方方面面。编辑当然就是一个做书的，但是除了校对，还有策划、选题、营销、预测、跟作者沟通、发掘新作等等工作。如果你熬过了这个不需要创造性的阶段，恭喜你，你可以开始自己创造性的编辑工作了。

　　李昕是一个传统型的编辑，入行三十多年，先是在人文社，后去三联书店，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社。这里“传统”的意思不但可以得到很多大作家的熏陶指点，更重要的是，通过与这些大家名流的交往，让自己的编辑行业具有了一种传奇色彩。千万不要小看编辑与作者的交往，某种程度上，作者的人格魅力和作品风采也会影响到一个编辑的工作。李昕说他刚入行时编辑部名流云集，严文井、韦君宜、屠岸、牛汉、绿原、楼适夷、聂绀弩、舒芜等老一代名家编辑都还在，看到这些文学史中出现的名字跟他一起办公，着实让他震惊。这种大家编辑的境况，现如今是看不到了，不是因为书业凋零，而是因为书业勃兴了——书越卖越好，但做好书的人越来越少。

　　当然，传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。这些年传统型的出版社都会在市场化转型中遭遇到一些困境，曾经很多作者都以在三联和商务印书馆出书为荣，现如今很多作者都以在理想国、世纪文景、三辉出书为荣。李昕在《做书》中也反复提到他对理想国的出版策略感到敬佩。

　　书中提到当年林青霞的《窗里窗外》原本打算在三联出版，但因为他对市场的估计不足，犹豫不定之间，理想国的老总刘瑞琳大胆地预测到了这本书的市场，采用了高定价、低折扣的发行策略，让林青霞改了主意。李昕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个“富有激情和想象力的、大胆的营销策略”。

　　等到傅高义的《邓小平时代》的简体版在国内出版时，三联书店从各方面都做足了准备，跟国内三十多家出版社竞争，后期又通过在主流媒体大投入地做宣传，才最终赢得了一场书的销售之战。说不好听点，三联书店能够放下身段，跟其他出版社竞争一个明星写的随笔作品，已经是足够有魄力了。这是市场化趋势，做书已经不单单是“做出来”的，还得是“卖出去”的。书最终是一笔生意，虽然它不仅仅是生意，还承载了一代代人的文化和写作的梦想。这已经不是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，好书也需要推广和影响，理想国的成功就源于他们在书籍品质的坚守的前提下，利用大量的文化资源，从内到外，从书籍设计到书的内容把关，对书的方方面面进行推广和营销。

　　李昕的《做书》有个副标题说这本书是他三十多年的“感悟与理念”，感悟的大概就是这种做书的生意经，而理念是一种做书的文化坚守，两者缺一不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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